他的选择让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滋养了中国文学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

“草婴先生一直以‘小草’自比，但任何当代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人都清楚，先生其实是棵参天大树，我们后辈的翻译者、学者都曾在华冠下庇荫。如今秋叶凋零，但大树不会倒。草婴先生为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做的贡献难以取代、不可磨灭。”昨夜，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在惊闻噩耗后如是说。

一直以来，文学翻译都被视为一桩艺术的再创作，因为“信达雅”的至高目标决定了作文没有定式，翻译家也没有定式，所谓“文无第一，翻译亦如是”。而且，随着岁月流转、审美推移，文学翻译的高低判断在研究者眼中，尤其是后来的翻译者眼中，更是见仁见智。但在刘文飞看来，“草婴先生的绝大多数译作虽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但他的影响力却可绵延许久，因为他是极其难得地在精神与风格两个层面都让后来者受益的良师。”

时光倒转12年，草婴先生80岁寿辰时，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向草婴祝寿说：“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中国读者能认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苏作家的杰作。”俄罗斯文学，曾以其狂放细腻、深刻诚挚照亮了一代中国青年。而草婴便是那位用60年时光为中国读书者打开俄罗斯文学之窗的人。从托尔斯泰到肖洛霍夫，从安娜·卡列尼娜到奥列宁，草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向中国介绍俄罗斯文学的一股坚实力量。

为了翻译俄罗斯文学，他前半生历经磨难，两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但他都如野草般顽强战胜了命运。而就当生活苦尽甘来时，他却做出叫人惊讶的选择：在没有编制、没有工资、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立下宏志，穷20年时间，与孤灯相伴，翻译出400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成为中国一己之力译托翁的唯一一人。

谈及草婴对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最卓越的贡献，刘文飞认为，比起等身的著作，老先生同样值得后人景仰的在于他60余载潜心耕耘，在极艰难的环境中锲而不舍的翻译精神。这种对文学翻译的热忱与使命感，恰是如今的译者最容易在时代中迷失的。诚如先生生前所言，他在60余年的翻译生涯里，365天从不间断，但“每天就翻译一点，平均千字左右”。这样的速度对于信息时代里的译者而言几乎不可思议。“如今动辄两三个月就能翻译一本十多万字小说的速度，我能理解。”刘文飞说，“但愈是此时，我们愈加明晰草婴先生当时的不易，愈加缅怀他给予俄罗斯文学翻译的神圣光芒。”

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王泠一有个观点：对一位作家的理解离不开他的作品，而对一位翻译家的认识也要以他所选择的翻译文本为基点，即作家是“创作的主体”，文学翻译家则主要是“选择的主体”。在把怎样的俄罗斯文学推介给中国读者的问题上，王泠一和刘文飞不约而同地认为，“草婴的选择，让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滋养了中国文学。”

回溯草婴的翻译史，为他第一次赢得广泛赞誉的译作出现在1955年。他翻译的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在《译文》上刊登，小说内容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后又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发行量达数百万册。这篇译作影响乃至催生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优秀作品，并在新时期被誉为“重放的鲜花”。

此后徜徉于俄罗斯文学世界，草婴发现俄罗斯文学和它的土地一样辽阔，它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向度。基于此种发现，在众多俄语作家里，草婴选定以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为主攻目标，他曾动情地说：“有人问我为什么特别钟爱托尔斯泰，我想首先是因为我特别敬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的人格。他说，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就是人生唯一的幸福。”在专家们看来，“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这两位作家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而草婴作为一名有责任意识的翻译家，有种从苦难中救赎民族的文化自觉。”

刘文飞称，他个人最欣赏的草婴译作并非流传最广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而是肖洛霍夫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不足3万字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在刘文飞看来，从草婴选择文本的本身到他翻译的字里行间，都透出翻译家的文化视野与历史人文情怀，“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都滋养了中国文学。在此过程中，草婴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