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当代青年的“空心病”：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

2014年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曾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对青年价值观的关注与讨论从未止歇：1980年5月，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刊发在《中国青年》上，诚挚抒发了那一代青年的困惑和创伤。转眼之间，改革开放已近40年，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论坛上，北大心理学学者徐凯文的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引发了一场“北大空心病”的热议，后续争议与讨论仍引人深思。

青年价值观近40年来到底经历了哪些变迁？教育和婚姻问题在其中占据着何种位置？通过校园教育，当代教师在科学、人性化地关怀青年一代上又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为此，《思想者》特约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范雷副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基础教育管理中心张娜主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陈一副教授予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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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变迁中的女性因素

■在女性越来越独立的进程中，婚姻的意义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能独自养活自己，婚姻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幸福成为人们选择婚姻的首要追求。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当代女性逐渐远离传统女性“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条，因此，离婚对于女性而言越来越普通，女性有强烈的愿望“去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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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诚挚地书写了青年的人生痛苦和创伤，信中这样写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此信一经刊登，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青年的人生观大讨论，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30多年后，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论坛上作了一个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其引发的热议一直持续至今。徐凯文在这篇演讲中总结说，“一些学生因为价值观缺陷导致了心理障碍”，他称之为“空心病”——“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如果说“潘晓来信”点燃了上世纪80年代青年自我意识的火苗，徐凯文提到的“空心病”则是当代青年在探索自己生活道路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热点现象。在当代，究竟为谁而活？为怎样的生活而奋斗？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就这些很难归纳出一种占据主流的观点，但是，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奋斗的目标如金钱、工作、权力、爱情等，它们无疑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观的体现，而最能证明“为自己而活”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一个例证便是，当代青年女性的个人选择日益增多，生活经历日益多样化——我们的青年女性逐步走出“为他人而活”。下述社会现象就能证明这一点。

“剩女”、女博士等女性群体名词的社会污名化

有研究已经发现，近30年来，我国男女两性无论是总体的还是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差异，均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而且当前女性获得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经超过男性。女性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青年女性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自主权，这有助于发展她们的自我意识，使她们真正地为自己而活。

女性教育机会的大大提升，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提升，但与此同时，追求自我生活道路的青年女性也遭到社会污名化的威胁。当代青年女性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制订自己的人生计划，探索自己的未来，但由于她们的平均教育程度较其父母大幅度提高，尤其高于她们的母亲，因此，她们不得不甩开以前传统的妇女角色和形象，并且生活规划也不同于她们的母亲。而且，社会中也有一部分人怀有十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女人应为家庭而活，这些人会强硬地站到“剩女论”“回归家庭论”的支持队伍中，对于受教育程度高、有能力独立生活但未婚未有感情生活的女性，势必会加以激烈鄙视。

婚姻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

以往的工业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得到广泛认可，而当代社会中，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女性越来越多地外出工作。脱离了单调的家庭环境，女性不得不在外面的社会世界中打拼，在社会环境中，她们不再是女儿、姐妹、妻子，她们的生活和抉择不再直接“为他人而活”，她们不再是家庭的核心，她们是一个个体，独自在社会中打拼。

在女性越来越独立的进程中，婚姻的意义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越来越多女性能独自养活自己，婚姻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幸福成为人们选择婚姻的首要追求。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当代女性逐渐远离传统女性“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条，女性有强烈的愿望“去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期待善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青年多一些

上述社会现象已经表明，在当代青年女性的生活环境里，她们是如何从“为他人而活”逐步演变到“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遇到的危机又有哪些。窥一斑而知全豹，当代青年在探索“究竟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过程中，与青年女性这一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即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出个人的意义，有能力探索个人的独特意义，但真的想独一无二时，又很难得到传统的支持，面临的危机又转嫁到了个体身上。

上世纪80年代潘晓的困惑，以及如今不少学生不知人生意义在哪里的迷茫，都体现了一种“被迫的自主性”，社会学家鲍曼曾指出现代的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积极、自主的个体，必须对所面临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并发展出一个自反性的自我，而这个社会结构便是高等教育体系、劳动市场、国家规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当社会制度推动个人选择的增多，个人认为自己可以自主自决创造人生意义和人生轨迹时，社会的舆论、对危机的谴责、对个人的污名化等也同样使得个人迷茫，责任也不得不由个人来全部承担。

这样狭窄而弯曲的人生道路，青年又能有多少可以顺利通过呢？当下，绝大多数青年会通过从众来实现个人的生活，即对于社会制度的依赖使得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不得不通过现有的规则、法则度过自己的人生，因此他们在狭窄的人生道路中，只能小心翼翼地拉手前行。

当下，笔者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潘晓来信”、忧虑“空心病”的学生，不过是期待未来狭路行进的过程中，勇敢者多一些，勇于、善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青年多一些。

当前青年价值观变迁主要特点

■与上世纪80年代“潘晓讨论”中将青年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化”不同，目前的“空心病”讨论则是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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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病”一词的确与价值观有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观念领域的冲突、变化尤为激烈和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到北京大学与广大师生促膝谈心时曾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从由《中国青年》读者来信引发的“潘晓讨论”，到心理学学者徐凯文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引发的“空心病”讨论，社会对有关青年价值观的关注从未间断。而青年的价值体系运作机制，也从全社会整体静态调节为主走向青年个人动态调节为主，在社会活力增强、节奏感加快的同时，不安定感和失落感在某种程度上也上升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潘晓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自上而下发起的，是为解决青年中存在的由理想主义与社会现实较大差距所引发的困惑、失落而展开的。这一讨论涉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各个方面，成为新时期分析我国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原点。而目前有关“空心病”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延续，它以互联网讨论的形式，聚焦于个体的生存意义，反映出在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增大背景下青年一代的极度焦虑。两者尽管在讨论内容、形式及社会影响上存在一定差别，但本质上都反映出青年对于所处不同现实社会的敏锐反应，以及对自身价值观的积极思考。而“空心病”的讨论则表现出当前青年价值观变迁的主要特点，即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再思考。

“空心病”一词是由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中提出的，这位大学心理咨询师从心理健康角度描述了北大学生中部分存在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等现象，其症状与抑郁症相似，按抑郁症治疗却无效，因此徐凯文将其归因于“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并比喻为“空心病”。

如果仅作为一种心理障碍现象，“空心病”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它与价值观缺失相联系并引发网络热议，进而成为社会现象，则表明“空心病”一词的确触动了“价值观”这一社会敏感的神经，即使是反对这一比喻的人也延续价值观话题而反问：“所有的意义，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需要被建构才能出来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是必需品？”由此，有无“意义”的问题延伸到要不要“意义”的问题，这就表明“空心病”一词的确与价值观有关，并揭示了代际之间对于“价值观”本身价值的不同看法。

青年价值观的矛盾冲突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就价值目标而言，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就价值主体而言，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化；就价值取向而言，由单一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化；就价值评价而言，由排斥向宽容转化。而否认“意义”有意义、否认“价值观”有价值，也是当前社会价值观方面现实主义、个体本位、价值多元及宽容的极端表现。因此，“空心病”一词所引发的讨论涉及了要不要有价值观、人们目前有没有价值观，以及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等一系列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讨论是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远离理想主义、群体本位后的再一次思考。

青年个体目标与现实社会间的差距加大，通常是青年个体价值观内在冲突形成和加剧的主要原因。青年初涉社会，家庭、学校所要求的价值观、个人目标与其独立生存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就使青年价值观面临多重矛盾并需要自我调适。目前，青年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我期望过高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不足。改革开放为个体发展开拓了较大空间，青年承载家庭和学校期待对自身发展有更高期许，但其最终实现与否依赖于个人能力、自我奋斗和外部环境等多个条件。一旦期望遇阻，便极易产生价值观动摇。

第二，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冲突与矛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由集体本位转化为个人本位，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善、团队中的互助合作依然是个体生存的基本原则，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促进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参与社会公益，依然是社会对个体的更高要求。因此，青年在个人与集体、奉献与索取间徘徊游离、自我调适的过程，也会对其原有价值观产生影响。

第三，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评价多标准考验着青年对自身价值观的调适能力。当前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日益多元，为青年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可能，以宽容取代排斥来化解多元社会的价值困扰成为人们的对应之策。但在具体环境、具体问题上，社会中的个体仍旧依其价值观作出确定的唯一选择。因此，多元背景下的抉择考验着青年对自身价值观的调适能力。

教育问题始终处于关键性位置

与“潘晓讨论”中将青年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化”不同，目前的“空心病”讨论则是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其讨论的核心，不只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是围绕焦虑、教育等现实话题而展开。这就构成了“空心病”讨论所表现出的当前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另一主要特点。

在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过程中，教育问题始终处于关键性位置，它一方面被认为是青年价值观出现问题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解决青年价值观问题的重要途径。

将青年问题归因于教育是目前的惯例，它既反映出我国学校教育中的确存在某些问题，也表现出人们对于正规学校教育在青年成长中作用的高度依赖。现代教育制度是基于国家主义的权力要求、平等主义的教育理念和精英主义的利益诱导而建立的。精英主义的利益诱导，对于个体的社会身份获得和社会阶层确实至关重要。当现代教育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命运的时候，它所受到的指责之多也就不言自明了。

现代教育基于考试这一以部分推测全部、以现时推测未来、以虚拟状态规避现实风险的个人特质评价活动，建立了学历制度后，每一次考试的通过都成为个人人生一个小目标的实现。当学历制度因其作为社会快速识别个人能力的工具，而成为连接社会与学校的接口；当考试制度以其在评价、选拔等方面的效率而成为人们获得学历的必要途径后，一条经由学校阶段的考试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未来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高低的社会流动捷径，也就形成了。基于考试所形成的一连串由现代教育制度设定的个人目标，最终通过高考实现后，人们才发现教育之外的目标变得更加难以选择。因此，过度依赖教育制度内设定的考试目标，既是教育制度自身的问题，也是社会自身的问题。此次“空心病”讨论主要集中于“985”“211”学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特征。

青年群体价值观的自我调适

无论是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远离理想主义、群体本位后的再思考，还是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尤其是“教育问题化”，均表明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青年，始终没有停止对于自身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所存在差距的思考，这也是青年价值观作为问题存在的意义和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动力。一般而言，这种思考是个体成长过程的必经阶段，但其由个体层面凸显为社会层面，则反映出相关问题的普遍性。在当前社会变迁加速的背景下，关注教育竞争氛围中青年群体的成长，关注老龄化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呼声，关注高成本城市生活中青年群体的负担，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青年群体价值观自我调适的压力。

“空心病”不能只怨青年

■“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一人一策”才是真正关爱学生、解决问题的办法。说白了，还是得用心、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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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起来都挺“迷惘”，甚至也涉及“自杀”这样的极端话题，但这次所谓大学生“空心病”的讨论，与当年的“潘晓来信”不一样。当年的“潘晓来信”是青年自我与主体性的觉醒，是自我反思性的体认，而如今的“空心病”似乎印证着部分青年主体意识的稀薄，折射了某种自我放逐。

“空心”源于回避“意义”二字

笔者没有查到徐凯文先生关于“空心病”一文中各种数据的具体来源(如“北大一年级新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40.4%的人认为活着没有意义”)，因而无法去核实这些数据采集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但是根据自己在高校工作的观察，类似情形的确存在。

最近，我一直在和即将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谈毕业论文，我认为文科的论文写作就是一个“寻找意义”的过程，循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写一篇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应该是大学生在一段学习结束时给自己最好的交待。遗憾的是，很多学生坐到我对面时一脸茫然，他们不知道有什么话题可以挖掘、有什么现象值得讨论。当你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的时候，还有什么学术问题会让你觉得有意义呢？

一些大学生回避“意义”二字，这绝不仅是在大学阶段形成的。我们的教育从幼儿阶段开始，更习惯于让孩子“接受意义”而不是“寻找意义”。网上流传过一篇中美历史教育比较的文章，在学习某次战争的时候，中国学生被要求熟记时间、地点、事件这些“史实”，而美国学生会被要求写一篇小论文分析“如果这场战争英国军队赢了会怎样？”

我们的学生习惯于认为，教材的说法总归是对的，老师讲的也一定是对的，从而在一开始接受教育时就缺乏反思和批判的动力，也逐渐养成了实用主义倾向——只要和书本、老师一致，就能拿到分。

分数是我们学生的“命根子”，网上说“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这直接导致我们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出现很多不适应：要么觉得进入大学后可以喘息一下；要么觉得父母规划的人生目的已经实现，可以交差了；要么把大一变成“高四”，依然用中学“刷题”的思路来应对大学的学习，考前突击一番，最后分数还不错……

大学阶段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大学生出现上述种种情况，再与大学的“扩招”、功利主义和数据导向的考核以及师生关系的淡漠等问题叠加在一起了，因此，简单地把板子打在青年身上是不妥的。

“焦虑”折射出时代境遇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命题和问题。在“潘晓”之前，我们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潘晓”之后，还有“平凡的世界”。在任何急遽变动的时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永远会摆在青年面前，而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又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历史地看，人的精神状态也是近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讨论的一个重点。1925年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创作了诗歌《空心人》(The Hollow Men)，刻画了现代人的无聊、空虚、焦虑的精神生活，被认为是描写当时人的精神状态的代表作。1930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写出了《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特别讨论了“个体自我在当代状况中的维持”“精神的衰亡与可能性”等问题。雅斯贝斯曾长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他说：“以往是少数人焦虑地思考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而现在，大战以后，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已是人人都清楚了。”1964年，面对西方世界进入发达工业社会之后的各种问题，另一位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他阐明了西方社会中人们内心里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是如何被一点点侵蚀掉的，人最后如何成为“单向度的人”，即丧失了创造力，不再想象和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如果说以往我们在读这些内容时还觉得都是“西方语境”，那么现在这些问题也随着中国社会高速的变革与发展来到了我们面前。马克思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这也许就是“时代的精神状况”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我在做大学生班主任时，常会去学生宿舍转转，让我担忧的是，学生宿舍的很多书架上，最多的几种书往往是公务员考试、英语考试、计算机考试和心灵鸡汤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的导师告诉我，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时，宿舍条件很差，没有独立书架，但当时的大学生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经典名著、床上床下塞满了书……

当然，当年的大学生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不用交学费，能读书自然远强于“昼出耘田夜绩麻”。如今的大学生必须面临市场的选择、经济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形势，一方面有可能转化为奋斗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非常功利化地读书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挫折，更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乃至迷失自我。

我们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赶上了中等发达国家，但同时也有相当多软件和硬件没有跟上，对整个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干预也还比较滞后。高等教育普惠百姓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心理、群体心理这些层面的跟进和调适，可不像造一幢教学楼那么容易。

应对“空心病”须防简单粗暴

现在不少大学生，就像“被拉坏了的弹簧”，每只弹簧都有它一定的拉伸限度，一旦超过极限，再想恢复这个弹簧的功能就很难了。或许，这些青年正是“空心病”的受害者：当来自教育系统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压力过多地传导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可能就塌陷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可能更接近于卡夫卡说的“我们称之为路的，不过是心中的彷徨而已”。今天的年轻人如何找到自我，如何帮助每个年轻人找到自己独特的路，让他们不彷徨或者不太彷徨，这能否作为应对“空心病”的一帖药呢？

面对“空心病”，最先诉诸行动的必然是各级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一定有能力改变整个生态，但是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小的试验田，让学生尽可能获得一些“分数之外”的东西。雅斯贝斯在另一本名为《什么是教育》的书中说，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诚哉斯言，虽然做起来难上加难，但不妨有空拿出来品咂一番。

此外，全社会不妨以此为契机，展开对“空心病”现象的严肃讨论和学术研究。我查阅了中国知网，发现徐凯文先生本人至今也还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过直接和“空心病”相关的研究成果。“空心病”不一定能成为学术概念，但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理问题，一定是可以研究的。如果“空心病”只是被媒体和大众炒来炒去，那只能说明这种“病”在到处蔓延。

最后，我们要警惕那种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应对“空心病”的做法，莫将教育者自己的焦虑转移到学生身上。相关学校和部门，千万不能因为看到有“空心病”现象的报道，就把学生一批批拉去听讲座、做测试、填量表、建心理档案。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了之后学校可以表态说“我们工作不缺位了”，不过“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一人一策”才是真正关爱学生、解决问题的办法。说白了，还是得用心、用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