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追寻：那些改写中国管理学史的人

2015-10-16信息快讯网

十年追寻：那些改写中国管理学史的人-信息快讯网

成思危：务实审慎的“风投之父”

2014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文/宋懿

“慷慨陈辞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素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美誉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这句话。这位经历大时代、大变革的勇者与智者，生前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格言。

正如他的名字——“身居高位、居安思危”，从46岁时的转行伊始，成思危先生从未有过一日怠慢。学成归国时，他逐步将西方先进经济与管理理念带回祖国，构建虚拟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研究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并开创性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从“科技救国”到“管理救国”

1956年，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的成思危分配至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担任技术工作，专攻化工系统工程。在文革期间，他逐渐发现，科技救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再专业的高水准科技人员也只能在农村“修理地球”，无法为祖国的建设真正发挥作用，振兴中华离不开社会、法律与经济管理的保障。

1979年，在化工部负责设计联络、引进装置工作的成思危赴美参加化工学会年会。“与其学习化工，不如学他们的管理。”他说道，“做理工科的学者去国外镀金，回国后能给自己获得荣誉，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我觉得不够。况且当时，我觉得在化工领域，国内有不少人才，但真正懂西方管理的，就凤毛麟角了。”因此，1981年，已过不惑之年并在化工学界卓有成就的成思危毅然转行，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成思危开始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成为我国现代经济管理领域的先行者。他从1997年开始致力于虚拟经济领域的研究，构建了虚拟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创立了虚拟经济学科，并有效地推动了虚拟商务学的建设和发展。

自强不息的学术之路

如今虚拟经济发展的速度已超乎想象，而在18年前，他就提出了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一工作成果后来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也对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这与成思危的研究工作分不开。他是最先研究国内虚拟商务的学者之一，在互联网对经济生活，乃至对政府管理都产生了巨大变革影响的今天，这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学术创新。

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200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汪寿阳从1997年起担任成思危的学术助手。他感慨尤多，成思危从不为一些条条框框所限，乐于创新亦鼓励创新。他从零开始，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建立虚拟商务学科发展与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于学术界及相关商界产业的发展意义深远，或将在未来三十年内继续为中国经济大势下的管理学研究视角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同时，他也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在中国管理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汪寿阳所说，“倘若不是成先生的质疑思想与创新思维，推动如此一个崭新学科在中国起步或许是难以做到的。”

成思危先生从文革期间在磨难中坚持自学英语，直至临近花甲之年再战西班牙语，他始终孜孜不倦，将学习当作自己的生存之本。

春风化雨、坦然谦和的大师

成思危深知，要扎实推进管理科学并使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影响力，必须依靠一流的人才。79岁时，成思危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为博士生开设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课程，坚持自己备课、自己主讲。他的学生中，不乏学术界、企业界、金融界、国际传媒界等各行各业中的领军人物。这些已身为局长、会长、董事长的精英人士们，在成思危面前仍是虚心向学的“徒弟”。

成思危也非常重视在本科教育阶段对现代金融精英人才的培养。在他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创办了现代金融菁英班，这也是教育部唯一批准的、由文科性大学与理科性大学联合开展教学的培养方案。在成思危的指导下，两校通过协同创新，双方共同派出最优质的教学资源，为本科生带来量身定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金融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他在人才培养与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中国金融管理学发展点亮了曙光。

正是处于对国内社会与市场的高度关注与深入研究，成思危在1998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主导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一后来被称之为“一号提案”的思想结晶，快速掀起了国内风险投资的热潮。成思危敏锐察觉到，当时的我国经济已从短缺状态中挣脱，新的经济增长需要新投资工具及金融产品的刺激，这时，来自理论界并融入中国金融市场现况的风险投资适时成为了良性推手。成思危利用在MBA求学阶段对风险投资的理论学习，针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困难、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少等现实问题，交出了一份开创性的答卷。

傅家骥：技术经济与创新管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2013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文/刘胜男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创新对于一个企业的意义有多大，又是如何通过有效的统筹帮助企业提高效率的？这些都是技术经济和创新管理所要回答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经济洪流，包括创新管理在内的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成为一门显学，不但在学术领域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而且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而提到这个学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傅家骥。他不仅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更是提出产权激励、并且研究技术创新管理的第一人。

提出产权激励，研究技术创新的第一人

“做学问要顶天立地。”这是傅家骥常对弟子们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傅家骥的弟子、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雷家骕解释称：“在硬科学领域，顶天就是要做尖端的东西，要做前沿的东西，立地就是要做国民经济部门最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顶天是要做整个国家和民族关心和亟待解决的事情，立地是要研究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和本学科最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傅家骥的学术人生始于1955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建设急迫需要掌握核心技术和经济学知识的人才。故而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的傅家骥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经济专业高校进修班学习，1957年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成为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研究生，1961毕业获副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还不理解“技术创新”概念的情况下，傅家骥率先倡导并开展技术创新研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第一个技术创新研究项目。并与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建议并申请获取“八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中国技术创新研究”，承担第一子课题“中国技术创新理论研究”。

该项研究完成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和典型企业调查，深入地研究了创新与高质量经济增长、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机制、技术创新扩散、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等技术创新理论的核心问题；初步构建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

“傅老师一生中两大学术贡献之一是在改革开放后做了大量的关于企业技术管理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关于企业的研究是一个空白，在1987年前后，他率先开展了关于创新管理的研究，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傅家骥的弟子柳卸林教授这样评价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

傅家骥在彼时的研究成果不仅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国家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傅老师在创新研究上的学术贡献，第一就是对于创新激励机制的研究，他提出创新的激励最为重要的是产权激励，是政府对于企业有差别的引导和扶持；第二是关于创新的过程管理的研究，他特别强调创新过程的分解、细化及创新过程管理中特别需要注意的节点和界面问题；第三是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他比较早地关注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创新的活跃，以及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提高。”雷家驌这样说道。

在重重困境中开拓全新的学科

“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是技术与经济管理交叉的学科，是中国特有的、发展中的学科。傅家骥可说是国内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80年代中后期创造性地将技术创新融入技术经济学科，大大拓展了学科领域，引领我国技术经济学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扩展了学科发展空间，把学科研究广度和深度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一个学科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也非一人之力，它需要实践的考验和一群高素质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汇集成的专业队伍。这在70-80年代的中国并不容易。

首先面临的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成立必要性的问题，在筹备建立“技术经济与管理”这一学科之前，傅家骥所主持的关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价值工程等方面的创造性研究即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技术经济理论。

技术经济学科的实践意义还通过相关理论成果的应用而得到了佐证：傅家骥及其团队最早在国内进行价值工程的研究，把复杂产品设计的功能分析与成本降低相结合，为进行大型复杂产品的设计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并出版了专著；帮助云南三机厂、沈阳水泵厂等多家企业实施价值工程，进行产品设计中的成本控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推动了价值工程在国内的应用。

建立新学科的第二个困难是学者队伍的建设，在当时“技术经济”是个新生词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以傅家骥为学科带头人和负责人的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科点1979年创立当年就招收第一届硕士生，1985年获得批准为最早的技术经济博士点。傅家骥一共培养了38位博士生，这38位博士生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国内技术经济领域的翘楚。

傅家骥鼓励学生放手研究。除了38位博士生外，他还急企业之所急，在上世纪80年代，推动了为中国建设银行培养50名硕士生的事情。如今，这些当初师从傅家骥的硕博学子，不少已成为一些行业的骨干人员。

刘源张：质量管理人生

2012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文/卢晓璐

“我自认为不是学者，只是个‘搬运工’，西边的东西‘搬到’东边去，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去，工厂的东西‘搬到’研究室来。”被誉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生前总是这样介绍自己。

1949年，刘源张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主修运筹学。1956年，刘源张回国，应时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之邀参与运筹学研究室的工作，从此开启了他的质量管理生涯。

五十多年来，刘源张先后在中科院力学所、数学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任研究员，但他始终专注于质量管理领域，长期深入一线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全面质量管理”理念与应用的普及。刘源张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也是费根堡终身成就奖的全球首个获得者。

倡导全面质量管理第一人

从最初的质量控制到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的系统思想，刘源张走过了不平凡的学术人生。比起“中国质量管理之父”，刘源张更喜欢这样的评价，“他帮助中国的企业改变了对质量的看法和质量管理的做法”。

早在1957年，刘源张就在中科院力学所运筹学研究室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在钱学森的支持下，刘源张身体力行地深入全国各地各厂，开始在纺织、机械、冶金等行业里介绍推广质量控制理论和方法。

但文革期间长达9年的“牢狱之灾”却改变了刘源张的命运。而他著名的“三全”、“三保”理论，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

刘源张认为，质量管理不仅要求考虑经济性和时间性在内的“全面质量”意义，还应包括售前售后服务的“全过程控制”，并且应做到“上至领导、下至清洁工”在内“全员参加”。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三全”理念。同时，刘源张指出，要用工作质量保证工序质量，用工序质量保证产品质量，用员工质量保证工作质量，这便是“三保”。

在刘源张看来，质量是全面的，也是全过程的，光检验不行，事后把关没用；质量更是要全员参与的，从一把手老板到清洁工都要参加进来。他曾经说过“不要小看了清洁工作，生产车间的清洁度、灰尘、静电等情况，对电子元器件等精密工业产品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到现在都还非常有效。对各大企业、工厂改进管理、提高生产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79年，刘源张院士参与创办了中国质量协会,并于1980年协助国家经委颁发《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12月24日，国务院颁布《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纲要明确提出“继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得益于刘源张不遗余力的推广，全面质量管理如今已是家喻户晓。

提高质量标准要从娃娃抓起

多年来，刘源张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国质量管理标准的制订、鉴定和推行，更提倡质量强国，呼吁让全民都能重视质量。

而随着GB/T19000-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GJB/Z9000-9004-96《质量管理和质量理论的军用标准》和GB/T19580-200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先后出台并被企业广泛接受，中国的质量标准体系逐渐完善。

刘源张很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在日本，所有的铅笔都有“日本标准”的符号，小学老师会告诉每个学生，这个符号是日本国家标准，买铅笔一定要看有没有这个符号，没有符号就不要买。所以日本人从小就牢记了日本标准的符号，这也就逼着所有工厂都要学习、使用国家标准。“这才叫从娃娃抓起。”

“管理也是软实力，”刘源张坦言，我们不仅要提高技术标准的社会认知度，强调技术标准与管理标准的配合也同样重要。“技术标准与管理标准都是科学创新的结果，拍脑袋出来的、抄外国东西出来的都不行，一定要通过科学试验。”

对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质量安全等恶劣的事故，刘源张生前曾经愤怒地斥责称：“那都是不讲诚信、不够认真，这简直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为此，刘源张曾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要求设立质量工程师制度，现在这一制度经逐步发展为企业的首席质量官体系。后来，他又屡次上书中央，提出制定《质量振兴纲要》，提倡“建设质量强国”的口号。

“要建设真正的质量强国，恐怕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在小学里就开设质量课程。有了这样一种常识，自然就能形成消费者对企业的监督。”刘源张还提议，质量教育的普及应从小学延伸到大学，同时要大力宣传社会责任，提高消费者的质量意识。

1991年7月，台湾的《战略——生产力杂志》第一次撰文将刘源张誉为“中国品管之父”，后来这个说法传入大陆，“中国质量管理之父”逐渐为人知晓。

在刘源张眼里，知识就是力量，但如果群众不能掌握学问，变不成力量，就发挥不了作用。

刘源张的博士生、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唐锡晋研究员说：“刘老特别强调，知识不是精英创造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在科学院做研究的人创造的，生活中，老百姓随时随刻也都在创造知识。”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于2005年9月发起成立的，是中国人自己设立的管理学界第一个奖励基金会。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宗旨是奖励中国在管理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倡导管理学理论符合中国国情，并密切与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管理学长远发展，促进中国管理学人才的成长，提高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在过去的10年中，基金会广邀全国知名的学者共同寻找到了那些改写了中国管理学史的那些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他们都是管理学学科领域的开拓者或者奠基者。基金会授予了他们“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给他们应有的肯定，并让全世界都了解了他们的贡献。

基金会还设立“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自2006年起设立的“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奖励在管理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奖励领域分别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

目前已评选出了25位“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3位“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者和1位“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获奖者。而每年举办的管理学论坛则让管理学相关知识深入人心。

今天见报的这三位学者可以使我们一窥这些获奖者在管理学界的贡献和影响。

历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