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教育造就高水平人才

▲1930年代的交大学生实验报告

120年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中。在汹涌澎湃的“西学东渐”的大浪潮中，承担“国强必储才”使命的交通大学走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最前列。

在此过程中，交大以理工科见长的办学特色和优异成就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公认，从而赢得了“东方MIT”(东方麻省理工)　的美誉。然而，因学西方而成立的大学也承受着中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困惑、煎熬与彷徨。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开展国文教育以化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张力，成为交大人应对这一时代命题的自觉探索。

“只熟谙西学的中国毕业生就是培养洋人”的争论中，大学探索中西学并重

1896年底，南洋公学开学在即，南洋公学主要筹备人、首任校长何嗣焜特意北上天津，前往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兄弟院校北洋大学堂“取经”。他细细考察了这所学堂的管理与教学后，发现北洋大学堂虽注重英语语言和专业技术教育，但学生的国文功底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学生甚至连简单中文作文都不会写。

原来，比南洋公学早一年设立的北洋大学堂为早日办成大学，在内地合格生源极有限的条件下，所招学生大多来自香港和上海的教会学校。这些学生普遍西学成绩较好，但中学基础偏弱。当时，有人义愤地说，该校“培养此等学生不啻培养洋人也”。

这使何嗣焜很受触动，在主持南洋公学后，他专门向盛宣怀汇报商讨。他们均认为，如果没有国文功底，再好的学生也不具备成为栋梁人才的资格，进而他们对南洋公学今后的教学方向达成这样的共识———南洋公学要“中西学并重”。因此，南洋公学在历年招生时明文规定:中学未成者，虽精通西学西文，也一概不予录取。入学后，同样中学、西学功课并举，使得南洋公学初步形成了“中西学并重”的教学特色。

“吾辈为中国之人，当有中国之常识”

在推行国文教育的进程中，交大老校长唐文治先生是一位关键人物。唐文治先生是近代著名国学大师，进士出身，官至晚清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代理部长。面对“西学东渐”浪潮之下，文化教育界过分强调西学而轻视国学，唐文治忧心忡忡说:依照如此全盘西化的做法，再过十多年，全国难以找到善用本国文字者，到时候西学学得如何不得而知，而把本国文化先淘汰了!　他强调:“吾辈为中国之人，办中国之事，自当有中国之常识”。

有鉴于此，唐文治掌校期间极其重视国文教育，到任不久后就重新修订学校章程，开宗明义地宣示办学宗旨:“本学堂分设高等科学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

办学章程最能体现一所学校的办学方针与基本制度，以章程形式明确规定全校注重中文教育，体现出唐文治重视国文教育的极大决心，这当中“极意”两字又充分凸显出他对于国文教育的坚决态度。

唐文治重视国文教育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努力运用本国语言文字来表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导科学教育走上本土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以此为载体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与科学教育互补。为此，他专设国文科，开国文大会，自编课本讲义，还亲自登台教授，演示读文法，即今人所称的“唐调”。在唐文治的大力倡行下，国文教育成为老交大的一大教学传统，形成了重视研习国文以及讲求道德教育的浓厚风气。

清华北大入学要考潇洒的白话文，南方的交大、中央大学入学则先要过国文关

在老交大，无论是专科，还是附属中学、小学，招考新生时先考国文，不及格者不予录取。批改入学考卷时，如果有考生的国文成绩太差或不及格，其他试卷就不再批阅，考生也就失去了录取的希望。这一规定在当时执行很严格，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1930年代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孙治平来报考交大，也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而未被录取，结果只得作为选科生来交大旁听。

交大每年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大体分作文、翻译、常识三大类，后两者注重从整体上测验国学的基本知识，难易适中，难度大、分值高的当属作文无疑。作文一般有二题，任选作一题，多为议论文题材，选题或在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中择句取段，或有关时事政论主题，亦兼顾叙事题材。

当时，北大、清华等大学是白话文的发祥地，出的题目　《梦游清华记》《我的衣服》　《雨天》　等，都是要写成潇洒的白话散文，才能得高分。而南方的交大、中央大学等，受到唐文治、梅光迪先生的影响，是主张写文言文策论或柳宗元式的游记才能得高分。

对于交大国文入学考试的难易程度，考生们的“现身说法”最有发言权。1901年特班生彭清鹏追述说，他是经过初试、复试两场考试才被正式录取的，两场考试都考了国文，记得复试题目是“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考生们大多不知道第一题的出处，也不解其意，只得勉强完卷，自然难得高分。

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曾说，1944年他投考交大的时候，国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学生如果没有一点古文的基础，根本无从下手。他自小文史功底好，就写成一篇文言文，结果得以国文第一名录取。

国文科、国文教师与课本

重视国文教育，使得交大造就了一批中西兼修、品学兼优的人才。1920年电机系毕业生、我国电讯先驱于润生对国文教育在校风上的影响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当时母校虽为研读现代工程技术之最高学府，而对于处世接物、修齐治平之道，以及中国文学结构与修辞之术，仍不断在同学脑海中孕育滋长。”

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还影响了一些学子成长为文化界大家，如国学大家陈柱、朱东润、冯振、陈西滢，教育家孟宪承、廖世承，著名画家朱屺瞻，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以及著名新闻工作者、文化斗士邹韬奋等，这些人的文科基础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求学期间奠定的。

从小熟读经典的陆定一，坦诚投考交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南洋属于交通部办理的学校，毕业后工作不愁;二是倾慕国学大师唐文治和学校高水平的国文教育。陆定一在交大读了中学四年，大学四年，学的是电机工程，但是浓郁的人文氛围让他打下扎实的国文功底。在交大毕业前夕，陆定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有一次陆定一对邓小平说，《古文观止》　还能背诵，邓小平不信，挑了一篇要他背，尽管交大毕业已有数十年，他竟然全文背了下来。邓小平为此赞赏他的古文功力，说《古文观止》　到你这儿就“观止”了!

文/欧阳圻